美好人生
转自：@姓氏乔你们应该都看过余华一伙人扛着史铁生去踢足球的故事吧？就是让史铁生当守门员，然后一群人踢的嘎嘎过瘾的那个。
我之前看时觉得又损又好笑，结果昨天把史铁生老师的《我与地坛》重温了一遍才发现——他们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好朋友哇！
主要是因为一篇随笔，讲的是史铁生老师的梦想。他说自己虽然双腿不能动，但其实是个超级体育迷。几乎所有的运动项目他都喜欢，第一爱田径，第二爱足球，第三才是爱写作。
所以他也经常守在电视机面前看比赛。但为什么不去体育馆看现场呢？因为——“体育馆门前都有很高的台阶，我上不去。”而在他的描述里，每一次电视里有体育节目，他都早晨一睁眼就觉得像过节似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很愉快。
我看这段的时候，忽然就悟了余华老师一伙人扛着他去踢足球的妙意。
不仅仅是不把他当一个残疾人对待的那种坦率，还有一种“你既然喜欢，我就要带你去体验”的豪爽。
所以他们才会扛着史铁生登上了一路向北的火车，带他完成了认识以来的第一次长途跋涉。然后找了个篮球场，和一批沈阳的大学生一块儿热血的踢足球。还得让史铁生亲自参与进来，即使不能踢也不要紧，咱当个守门员就成。
现在想想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
因为这一次——史铁生终于不再是快乐的旁观者了。
他没有坐在电视机前，甚至也不是坐在高高的体育场馆中，而是就在比赛场地里，亲自体验着那种竞技体育的快乐。
那种轻松和坦率的气氛就好像是在说：“别太把眼前的困难当回事啦，你梦想的那种快乐，其实也是可以实现的。”
就真的是那种很鼓舞人心且没有半点负担的爱意。
是那种明白朋友的苦楚我无法感同身受，但我可以暂时让他忽略痛苦、搭建快乐的爱意。
而我觉得这也就是朋友间最瓷实的一种相处模式：
当风雪来时，我们不怜悯站在风雪中的朋友。但我们可以造一座小棚子，偶尔拉朋友进来坐一坐，然后告诉他，不如下次就换个心情面对现在的风雪吧。
忽然就想起《我与地坛》里的另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好运设计》，写的是史铁生老师幻想的美好人生。
他说自己下辈子想要有一副聪明又漂亮的好身体，生在一个既知文明璀璨，又见生命坎坷的地方，在他长大的日子里，既可以博览群书，又能够浪迹天涯。更重要的是：“应该有一群来自不同家庭的男孩儿和女孩儿做你的朋友，你跟他们一块儿认真的吵架并且翻脸，然后一块儿哭着和好如初。”
现在想想，写下这段的时候，多少也带着点那种喜欢「轻快友谊」的心情吧。
那就祝我们都能遇见一群热闹且轻快、真诚且坦率的朋友吧。也祝我们都能成为那种「轻快友谊」的造就者。
祝我们在风雪中有一个可以暂时躲避的小棚子，再出来时，就已经有了懂得憧憬春天的心情。
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宣传部门负责人、国民党CC派的重要人物张道藩在南京办了一所“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一天，学校的工作人员殷杨被捕，因为他是潜伏的地下党员。
张道藩出于对青年、对人才的爱护，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地位，从当时的宪兵司令谷正伦手中将殷杨保释出来，然后派自己的亲信唐绍华将殷杨安全送出南京。
1949年，共产党在国共战争中获胜，国民党失败退出大陆。张道藩被列为“第二批内战战犯”之一，随着国民政府一起逃亡去了台湾。故事的两个主角，张道藩的下属唐绍华和殷杨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故事。
当年送殷杨逃走的唐绍华没有来得及逃离大陆，在上海被当作国民党特务逮捕。根据当时中共的政策，像唐绍华这样被作为小特务逮捕的（其实他只是个拍电影的文化人），起码要劳改十年二十年，被杀的可能都有。关在监狱里的唐绍华，彷徨不安地等待命运的判决。
一天，监狱看管告诉唐绍华，上海公安局长杨帆要见他。唐绍华很奇怪，他这个小案子难道需要公安局长亲自审问吗？
待到了杨帆的办公室一看，坐在面前的公安局长杨帆，就是他当年送走的殷杨。已经是胜利者、掌握生杀大权的杨帆完全没有把唐绍华当成犯人，而是当成了一位老友。他首先问候：“道公好吗？”
“道公”，是杨帆对张道藩的尊称。从这一称呼就可以看出，对当年的恩人、现在已名列“战犯” 的张道藩，杨帆还保持着的尊敬和关心。
然后，杨帆问唐绍华自己有什么打算。唐绍华说他希望去北京发展。这当然是非常天真的想法，说明唐绍华对当时的政治环境还缺乏最起码的了解。
唐绍华身负特务之名，和国民党CC派、和“战犯”张道藩，都有割不断的关系，哪里还有机会让他去北京发展他所希望从事的电影事业呢？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唐绍华能够保命就已经是万幸了。
杨帆当然知道唐绍华的想法非常危险，就说：“你不是在拍电影方面有兴趣有才能吗？何不带着你的影片到香港去发展，为人民赚些外汇？而且国家也需要外汇。”
这明显就是在暗示唐绍华逃离大陆。唐绍华心领神会，马上表示愿意去香港发展，为国家、为人民赚外汇。这样，唐绍华走出监狱，手持上海市公安局发给的通行证，合法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台湾。
三位主角后来的命运令人感慨万千
杨帆的命运众所周知。他1955年被作为内奸逮捕，坐牢二十多年，精神崩溃，双目失明，受尽迫害，直到1983年才彻底平反。所幸还得享高寿，1999以87岁高龄逝世。
张道藩到台湾后，受到蒋氏父子重用，从1952年起任立法院长，一做就是十年。居官虽高，却清廉自守，一介不取，热心发展文化事业。
1968年去世，身后留下《文集》、《画集》（张道藩年轻时曾在英法学绘画）各一部。
唐绍华呢？因杨帆义释得以逃脱牢笼，一展戏剧长才。在港、台创作了大量戏剧作品。他一生创作舞台剧五十余种，电影剧作七十余种，执导电影五十多部。
除此之外，着有《电影艺术入门》等二十余种书。他还担任过台湾影业公司副总经理，中英文版《观光》月刊社社长，政工干校、辅仁大学、中国文化学院教授，是港台文化界的著名人物。他的一切成就，离开了杨帆的义举都无从谈起。
毫无疑问，张道藩、唐绍华和杨帆，各自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忠实党员。但是，他们都没有因对党的忠诚而变得铁石心肠、冷酷无情。面对你死我活的国共斗争，三位主角都选择了情义。
这对张道藩、唐绍华来说，还不难做到，因为放走杨帆，无论是对张道藩还是对唐绍华来说，都不会有人身危险。
但对杨帆而言则完全不同。杨帆清楚，放走唐绍华之后他将面临怎样严重的后果。而且在此之前，他在新四军工作的时期，就已经因内奸嫌疑而被审查、受过迫害，被关押了10个月。
放走恩人唐绍华，将承担怎样的风险，杨帆心知肚明。在这个问题上，杨帆对情义、良知、道德的考量，超过了一切。从这一行为看来，后来他受到迫害，势所必然。
故事的三位主角都值得我们尊敬。杨帆在承担巨大风险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则更具有牺牲精神，更加崇高。
张道藩的义举引出了杨帆的义举；杨帆的义举给唐绍华的创作提供了可能；唐绍华的创作又使得终身从事文化发展工作的张道藩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成绩。
人世间的因果链真令人感到玄妙神奇，意味深长，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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