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云流水一孤僧 ：苏曼殊

蝴蝶梦

文 / 周华诚

距西泠桥头苏小小墓相距不远，隔水而望的孤山北麓大片草坪中央有一处矮树林，枝叶繁茂间是苏曼殊墓遗址，现有一座醒目的石塔，曼殊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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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1884—1918），名玄瑛，曼殊是他的法号。在清末民初人物中，曼殊是个另类。他身世凄凉，不僧不俗，亦衫亦履。若说他是出家人，法号前却仍冠俗姓；若说他不是出家人，却又曾三次剃度出家。佛门戒律他视若无物，不仅饮酒食肉，而且出入北里章台，不讳言男女情色。

在他传奇而短暂的35年人生中，苏曼殊以卓越的才情及特立独行的个性，尽显才子风流。在那个时代，他是“最为流行的文化符号”；今天，我们仍然无法将他遗忘。

革命志士

苏曼殊的身世有着谜一般的离乱，身世飘零、无根无着之感，直接影响了曼殊的人生走向，成为行云流水一孤僧。

曼殊是混血儿兼私生子。其父广东人苏杰生，去日本横滨经商，卖杭产的丝绸，后转营茶叶，曼殊生母是谁一直谜团丛丛，后被研究者认为是日本女子河合若。

曼殊的成长过程清冷孤寂，直到青年时代仍未能弄清自己的生母是谁。自在襁褓时，便疾病不断，身体羸弱，几度濒临绝境。

1898年，回国后的曼殊再去日本留学，被学校里热烈的爱国主义气氛影响，爱国思想深植心底。1902年，东京留学生中高涨的爱国激情，居然把曾入佛门、漠然于世的曼殊也打动了。他经冯自由介绍，加入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并署名为发起人之一，结识了陈独秀、蒋百里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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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由于结识廖仲恺、朱执信等人，苏曼殊也参与了“兴中会”活动。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的《兴中会之革命同志》一文中称他为“革命同志”。

1903年，孙中山离日本，经檀香山，赴美洲宣传革命。他在离开日本前，让人在留学生中组织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等初步的军事知识，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作准备。廖仲恺、黎仲实、苏曼殊等人组织大家成立了义勇队，每天清早秘密练习射击。黄兴给义勇队教授枪法。身世飘零的曼殊，在这股革命的洪流里热血沸腾。回国后，曼殊也积极投身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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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一生的活动复杂、多面，革命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侧面，也是被人忽略的一面。毕竟，他没有很明确表达过反清革命的思想和政治见识，参与革命的方式与常人也不太相同，更多的时候他是用他的画笔、文章为革命鼓与呼。

1910年6月，曼殊应柳亚子函邀加入南社。南社是由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人创立的革命文学团体，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革命的团体，中国同盟会的一支文学部队。南社檄召四方豪俊，与同盟会互为犄角，以文字鼓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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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朋友很多，这些朋友都因革命而结识。革命也成为他连接朋友的纽带，甚至划分友与非友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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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殊一生，与陈独秀关系很不一般，他对陈最为服膺，终生敬为“畏友”。20世纪初，二人如影随形，共有的“反叛情结”，紧密了他们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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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耿介执拗，堪称“怪杰”。他们的朋友章士钊，曾列天下难交之友，陈独秀名列第一。曼殊生性怪癖，佛门几入几出，与人处事也不惯常。难得的是，这两位“难交之人”，交往的时间最久，交谊也最厚，生前死后，都没有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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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云野鹤

曼殊是志士，是文人，是僧徒，是画家，是孤云野鹤；是难以弃世的天生情种、挟技怀艺的朗朗才俊、豁然感悟的红鱼青灯，也还是六欲不缺的凡胎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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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多样的才华与作品，在当时以至身后都为世人惊异。诗歌小说创作、中西文学互译以及梵文佛学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在近代文坛闪耀着独异的光彩。他文字清丽，作品有《断鸿零雁记》、《碎簪记》等，还翻译过拜伦、雨果等人的作品。此外，他的绘画，又是近代美术史册上无法缺失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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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殊很喜欢西湖，曾九次到杭州，在南屏山麓白云庵等处居住，且兴之所至，画了不少湖畔小品。

曼殊与白云庵的住持得山，及佛徒意周，很是融洽。这师徒二人行侠仗义，支持革命，曾往嵩山少林寺习武多年。徐伯荪、秋瑾、陶焕卿等来杭开会，师徒竭诚招待。在白云庵，曼殊乐而忘忧，自书一联：“小窗容我静，天地任人忙。”

意周回忆：“苏曼殊真是个怪人，来去无踪，他来是突然来的，去是悄然去的。你们吃饭的时候，他坐下来，吃完了顾自走开。他的手头似乎常常很窘，老是向庵里借钱，把钱汇到上海一个妓院中去。过不了多天，便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糖果和纸烟，于是他就不想吃饭了，独个儿躲在楼上吃糖、抽烟……”

曼殊爱吃甜，是有名的，并曾自称“糖僧”。他爱读法国小仲马著《茶花女》，对玛格丽特喜欢至极，开始模仿其爱好，吃摩尔登糖，后来嗜之上瘾。有一次想吃此糖果，不料囊中无钱，竟把所镶金牙齿变卖了，再换糖吃。

曼殊所嗜甜食五花八门，他爱吃吴江土产麦芽塔饼，常人吃三四枚已够，他能吃二十枚；他又嗜吃苏州酥糖(著名甜食)，一日可吃数十包；他还喜食糖炒栗子。

一次因病住上海宝昌路医院时，院长禁止他吃糖炒栗子，他私下藏匿三四包偷食。后来被转往广慈医院，医生仍叫他不能再吃甜食，但他积习难改，据说死后还在他枕头底下发现不少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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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殊在白云庵住时，白天睡觉，到晚上披着短褂子，赤着足，拖着木屐，到苏堤、白堤去散步，有时直到天亮才回来。他除了吟诗外，也喜欢画画。“他画得很多，纸不论优劣，兴之所至，手边的报纸也会拿起笔来涂鸦。不过若有人诚心诚意地去向他求画，他又变得非常矜贵了。”

曼殊是极能择地而栖的，在白云庵住久了，遂移居韬光庵，即韬光寺，位于北高峰下，灵隐山西北。在韬光寺，他进入了另一世界，那飘然身影，令遇见的人大开眼界。

刘师培曾惊诧他的某次奇遇：“尝游西湖韬光寺，见寺后丛树错楚，数椽破屋中，一僧面壁趺从，破衲尘埋，藉茅为榻，累砖代枕，若经年不出者。怪而入视，乃三日前住上海洋楼，衣服丽都，以鹤毳为枕，鹅绒作被之曼殊也。”

曼殊狂吸雪茄，痛饮冰，一食五六斤。暴食无度，终致他丢了性命。1918年5月2日，曼殊留下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结束了三十五年的红尘孤旅，离开人世。友人整理遗物，仅有两张未赎取的当票，枕边有一粒纸球，写着“僧衣葬我”四字。

情僧名妓

曼殊一生漂泊，渡日本，下南洋，四海飘零，屐痕处处。他一生衣袂飘然，却对西湖情有独钟，他曾对西湖叹言：“如此好湖山，将来必埋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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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是爱慕苏小小的才情，他死后愿葬在苏小小墓相近的西泠桥另一侧，可以时时相望。从此西泠桥畔，情僧名妓结伴长眠。孤山也因此有了“双苏坟”之景。

苏曼殊归葬西湖，是死后六年，即民国十三年（1924年），生前好友陈去病写了六首绝句寄给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建议为曼殊营葬。孙中山与曼殊在日本时曾有交往，又有同乡之谊，见诗后非常感动，决定由革命政府出面安葬曼殊。这年，南社同人将寄存在广肇山庄的曼殊灵柩扶运回杭，落葬在孤山北麓，贴近里西湖畔，于“荷花深处”正南。古木丛林之中，濒湖寓望，荷蕖万柄，香风拂面，栖岭映波，风景绝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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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由柳亚子牵头集资修建，墓区轴线依次有墓丘，纪念塔，供桌等，纪念塔石质四方形柱式，自下而上为塔基，须弥座，覆莲托，塔身，仰莲和葫芦顶，通高约2.5米。塔身正面镌刻楷书“曼殊大师之塔”六字，诸贞壮书塔铭，塔身侧面是陈巢南《为曼殊建塔院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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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苏曼殊墓塔与其他坟墓被毁，以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苏曼殊其人其塔失载于各种导游册子上。

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关部门在孤山草地树荫下竖起碑石，供人追思凭吊。2003年复建的石塔，为剑状六面石塔。对照民国十八年（1929）印制的《西湖博览会会场全图》，发现二者位置有所偏离，旧塔原在临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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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病逝后，有人请孙中山评价一下曼殊，孙中山称曼殊为“革命的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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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辞世一年后，一场以思想文化现代转型为主旨的社会变革风暴——五四运动，席卷沉睡欲醒的神州。包括苏曼殊在内，那个逝去年代所有精英的热血与才华，奠基了一个新文化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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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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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原来还有这样的人才 长见识了

依月之殇

畏友还是第一次听说。。
孤云野鹤让我想到了瞿秋白，还有同样纪念他的文章《觅渡，渡何处？》
那一个年代的文人，都是思想把身体远远的甩到了后边。所以对肉体的生存与死亡早就不考虑了。他们寻求的是精神上的超度。
: W' p- E) e4 T他们在动乱的中国，在历史的长河边，觅渡。

蝴蝶梦

觅渡，觅渡，渡何处
" L- p) W- y. c! u% C3 ]梁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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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六十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三十六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他六十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一九九○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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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U/ O, H; f' ?- j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五十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五十，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五百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地完美。秋白夫妻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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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唯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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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6 r5 J( t6 h- G/ O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恸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藐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后来又在上海会见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九江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裙，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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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2 m1 w4 g+ M秋白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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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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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梦

依月之殇 发表于 2012-3-9 09:45
畏友还是第一次听说。。
孤云野鹤让我想到了瞿秋白，还有同样纪念他的文章《觅渡，渡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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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名士苏竣(《鸡鸣偶记》)把朋友分为四类,曰:“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和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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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 F  h3 a) }6 _0 P% n苏浚认为，益友是在道义和学业上互相砥砺，对缺点、错误直言规劝的"畏友"；以心相交、生死与共的"密友"。不应结交的朋友是：互相吹捧、只讲吃喝玩乐的"昵友"；以利取人、朋友遇到困难或不幸时非但不伸手相助反而落井下石的"贼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