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底线问题

蝴蝶梦

作者：闾丘露薇

每个学期给新闻系的学生上课，总是要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日后工作，现实和课堂上学习的东西对立和冲突，该怎么办？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也经常被采访我的同行们问到：作为一个媒体人，如果现实和理想产生对立和冲突，该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给学生们答案，我唯一可以分享的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会设定一条底线，只要不触线，那我会继续坚持在这个行业，这个岗位，因为我会觉得，坚守的付出，比离开，对这个社会更有帮助，因为我还存有希望和期待，期待自己还有其他人的坚守，可以一起把底线慢慢的推高。

如果说，十八年前，当我开始媒体人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的底线只是不说假话，那现在，我的底线设定在尽量多的说真话。这样的底线很卑微，我知道，也因为这样，会遭遇很多人的批评，认为过于犬儒，但是每个人努力的方式不同，有的人选择对任何事情都不沉默，有很多同行的底线比我远远要高，我敬佩他们，但是此时此刻，我接受了被动选择对有些事情保持沉默的现实。

我知道我的选择让我可以安全一些，也知道我的选择让我被很多人看不起，我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底线可以提升，而且我也相信会有那样一天。

但我知道一点：底线的改变只有向上，不能够向下，因为一旦突破，只会一低再低，一个人也就再也谈不上原则。如果，一旦底线被突破，我会怎样？我说过，我会离开，因为那个时候的坚守在我看来已经毫无意义，只剩下虚假的自我欺骗和幻想。

遭遇理想和现实的问题，在中国内地，来自于权力对媒体的监管，而在其他没有新闻管制的地方，会来自于资本，当然，很多时候，资本的背后，依然是权力。

$ j4 @5 @3 c% z3 K1 H

看到对当年香港亚洲电视六君子之一的前辈的采访，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那时社会气氛、经济情况不同，我肯定会找到工作。如果换了今日，辞职3 年也找不到工作，我或者会後悔！

, z& }/ M  E* w7 ^; o/ P7 U1 i$ F/ V

在这个过来人眼中，君子和英雄，也许都要靠时势来造就，不过也确实没有错，对于一个新闻人来说，底线可以设的多高，自己的勇气可以有多少，需要公众和社会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够和权力以及资本抗争。当年六君子辞职，每个人都有好几份工作追着他们，但是如果放在今天的香港，老板们只会避之不及。

  t; }, V" P0 f( l: w

这很可悲吗？确实，就好像当美国的同行们在抗争默多克的扩张的时候，读者们并不在乎，一些资深的同行选择离职，就好像在大海里面滴入的一滴水，掀不起波澜，但是我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一些事情，已经触及到他们底线，留守，只会改变自己。

0 E$ h/ H0 _- v3 ?

其实媒体就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毛病同样会反映在媒体身上，要改变媒体身上的问题，媒体之外的人如果不参与，那注定敌不过资本和权力。

虽然在微博上，媒体人，学者，法律界人士等等，关注着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事件，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距离社会的大多数，到底还有多远？如果这算是一条底线的话，是不是能够坚守?如果不了了之，然后会怎样？主管官员是否明白，已经慢慢提升起来的底线一旦被突破，那对于一家媒体意味着什麽？

5 x$ g2 Y; D: Z6 x/ S

蝴蝶梦

《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改动一事，被该报记者通过微博抗议后，昨天在互联网上已是沸沸扬扬，一些境外媒体也关注到此事。互联网上有不少意见领袖支持《南方周末》编辑部，微博上还出现以该编辑部落款署名的措辞强硬的声明。这样的公开冲突在中国媒体中相当罕见。
9 r" X* [, \" N  m2 s4 s8 l5 D0 @
实事求是说，重大报道接受官方的某些意见，这样的经历中国很多媒体都有过。官方对媒体的重大报道做些具体指示，这是中国新闻管理时而穿插的一种方式。总体来看，中国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开放，来自官方的具体指示似呈逐渐减少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媒体管理的大结构没有变。

《南方周末》的这件事，是媒体管理模式遇到挑战的突出例子。这种挑战其实一直在积累。长期以来，很多媒体针对政府部门的指示打“擦边球”。官方和媒体都挺累的。微博的出现，给媒体记者提供了额外阵地，不断有宣传指示或执行过程被捅到网上，出政府部门的“丑”。这次事件目前不很清楚是《南方周末》整个编辑部的正式行为，还是几位编辑的个人行为。
8 ^6 R3 c. B4 P/ B( u4 n$ q7 R
! @: M+ m/ i8 E8 c7 b, T) t% {9 D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媒体治理环境都在快速变化。社会多元化推动了思想多元化，西方价值观影响了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对舆论界的影响尤其大。与此同时，中国市场化媒体在体制上也纷纷脱离事业编制，它们竞争激烈，生存环境严酷，媒体人境遇也大不如前。让基层媒体人有“大局观”越来越难。

在国家大的路线方针框架下，以及在现有管理体制下做探索创新，这对很多媒体人缺少吸引力。媒体人更流行的探索是如何使“普世价值”在中国的落地最大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媒体的利益。很多人对这样做的“正义性”坚信不疑。

  p3 |/ e1 g1 P1 i4 d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不可否认，一些媒体人对“普世价值”的推崇，成为促使中国进步复杂合力中的推力之一。中国治理难就难在如何管理那些常常是错综的、甚至南辕北辙的各种力量。

4 [, G8 w* K7 I现实或许是，老的媒体管理体制不可能原封不动继续下去。时代在前进，管理需要与时俱进。中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有了千丝万缕的交叉和联系，人员流动性大得惊人，从业者实现利益的方式也早已突破了传统，而且中国境内外的媒体也有了很方便的互动。传统管理已经装不下如此庞大的复杂性。

' J& R7 ?; Q! g. y/ q' g) e然而无论怎么管理，中国媒体不可能成为同西方一样的媒体，这应是中国所有媒体人选择入这个行时最基本的判断。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不同，媒体无法脱离国家政治现实而单独、浪漫地存在。媒体是中国改革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但它的摆动幅度不可能是无限的。

中国媒体需要走一条富有本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契合国家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媒体的唯一现实之路，也是光明之路。其他的路都是幻想，根本走不通。
* @- W2 p; J9 C1 j0 C6 Z2 n/ r- F
在互联网2.0时代管理媒体是件很难的事。因为很多人认为任何“管理”都是对“新闻自由”的干涉，就像互联网立法一样，在舆论场上很容易受到抵触。
( l! p6 ~8 x' d  _' L4 ]$ {
有效的媒体管理不能仅仅依靠权力，还需要从业者对管理的必要性达成基本共识，很多管理目标需通过媒体的自治来实现。官方需要为创造这样的共识多想办法，多下功夫。

希望《南方周末》的这件事能对管理部门，也对媒体从业者们都带来触动。中国要继续前进，决不是通过简单的管理或者简单的对外模仿就能实现的。我们得接受这几代人不得不纠结、反复探索的宿命。